【珠三角】何种驱动力在推动珠三角城镇化发展？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珠三角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城镇化转型及新问题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周春山教授和代丹丹博士就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问题进行研究，探究珠三角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及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发表于2015年的《热带地理》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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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周春山，代丹丹．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J]．热带地理，2015，35（3）343-353．
代丹丹：中山大学博士生。daidandan1987@163.com
本文主要利用过去30年珠三角9个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等26个指标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与城镇化水平各阶段关联较高的因素（表1）。通过对关联度较高的多个指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分析各因素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表2），从而发现推动珠三角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具体是什么。
为了便于解释说明，本文依据珠三角历年GDP增长率变化将其1978-2012年间的经济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图1），即：1987－1993年的发展初期（Ⅰ）、1994－1999年的快速发展期（Ⅱ）、2000－2006年的调整发展期（Ⅲ）和2007－2012年的稳定发展期（Ⅳ）。
表1 珠三角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城镇化水平与其驱动力的关联度值、排名及变动
表2 不同阶段珠三角城镇化与关联因素的回归结果
城镇化初期（I：1987－1993年），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人口密度、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公路密度、政府支出、环境、高等教育和外贸依存度（表2）。
在“引进来”与出口导向政策的指引下，珠三角地区凭借毗邻港澳优势，就近承接港澳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托村镇廉价的土地和外来劳动力，以“三来一补”和“贴牌”为主要方式的村镇工业园发展迅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与城镇化水平均显著正相关，对城镇化起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二是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为村镇工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因此，人口密度、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公路密度和政府支出与城镇化水平影响显著。
然而，珠三角承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多属于低附加值污染较大的产业，致使环境质量下降，环境与城镇化水平显著负相关。在发展初期，外贸依存度和高等教育对城镇化的影响较弱，产业、消费、医疗设施和科技对城镇化影响不显著。
城镇化快速期（II：1994－1999年），二产、消费、政府支出和外贸依存度是影响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其次是经济水平和公路密度（表2）。
该时期珠三角村镇工业化进入高峰阶段，“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现象是这一时期的写照。村镇工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村镇工业发展给农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促使农民的消费能力增强，进而带动城镇和乡村繁荣发展；二是村镇工业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依附在乡镇，城市人口并没有明显增加；三是村镇工业发展提高了政府的财政经济能力，促使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与此同时，随着珠三角改革开放地不断深入，外商投资加强，“三来一补”与出口导向产业发展迅速，珠三角的外贸依存度逐渐提高，外向力成为珠三角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二产、消费、政府支出、外贸依存度、经济水平和公路密度对城镇化的影响显著。
稳定发展期（IV：2007－2012年），也是城镇化协同发展期，二产、三产、人均GDP、人口和科技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影响较大，其次是外贸依存度、土地和公路密度（表2）。
金融危机后，一方面，珠三角市场力量受挫，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外贸对城镇化的影响较弱。另一方面，珠三角也积极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建设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发展目标，该阶段二产对珠三角城镇化的贡献较大。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交通、金融和房地产等三产迅速繁荣，带动城镇化发展。尽管珠三角经济发展放缓，国家实施刺激性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使经济发展仍与城镇化显著正相关。土地的粗放使用和建设用地供给短缺，土地要素逐渐成为珠三角城镇化发展的障碍之一。随着公路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铁路、内河航运等的发展，当交通达到一定水平后，公路建设因高成本、占用大量土地一定程度上制约城镇化进程，表现为公路密度与城镇化显著负相关。另外，该时期为解决劳动力不足、土地成本高涨等问题，珠三角企业通过技术改进和技术创新，开拓新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利润，科技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起着较大作用。
在珠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同的驱动力推动着城镇化发展。影响其城镇化的驱动力组合即结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变化。
珠三角产业结构从1987年的24.38：43.50：32.11调整为2012年的2.06：46.22：51.72，呈现以二产为主转变为三产突出的发展态势。1987－2012年，珠三角三产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5.77%，比二产高出1.84%。三产增长速度较快，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逐渐加强，到城镇化稳定发展期，三产产值比重每增加1，城镇化水平相应提高0.7006。受土地资源供给下降、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生产成本增加的影响[1]，工业利润率下降较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工业对城镇化的推动减弱，二产对珠三角城镇化的显著性系数从快速发展期的0.7546下降到调整发展期的0.0976。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转变，进而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加强，二产对城镇化影响的显著性系数到稳定发展期上升为1.1166（表2）。
根据表2，近30年来，经济水平显著推动珠三角城镇化进程，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珠三角城镇化水平增加0.0434。从不同的发展阶段来看，经济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波动上升，人均GDP与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从快速发展期的-0.1829提高到稳定发展期的0.7006。
人口、土地资源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目前这些要素作用发生了变化。从人口来看，人口密度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从发展初期的0.0741增加到调整发展期的0.2199，但到稳定发展期，人口密度对城镇化水平的作用系数下降到0.1083。从土地资源来看，早期珠三角以廉价土地与国外资金进行技术合作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进入，土地资源对珠三角城镇化推动明显，发展初期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增加0.2309。但2000年以来土地资源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下降较大，调整发展期与稳定发展期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与城镇化水平均呈显著负相关（表2）。可见，粗放型的“要素推动”经济发展模式难以进一步持续下去。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珠三角快速发展初期的主要产业类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以知识、科技与管理等生产、利用和消费的“知识源导向”模式正逐渐替代以往对资源占有和消耗的“资源导向”模式，并逐渐成为珠三角城镇化的持续增长源[2]。
珠三角科技发展迅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学城的建设成效显著，如深圳大学城、珠海大学城、佛山大学城等建设。二是R&D人员数量不断增加，从1987年的6.55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51.5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8.98%。三是专利申请批准量明显增加，从1987年的683件增加到2011年的128 415件，年均增长率达到24.38%。2000年以来，珠三角科技对城镇化影响越来越显著，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对城镇化水平影响的系数从调整发展期的0.2283增加到稳定发展期的0.8084（表2）。
有学者认为外资是珠三角城镇化的加速器，尤其“东莞模式”是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城镇化[3,4]。1978－1993这15a间，外资是影响珠三角城镇化的主要动力，珠三角已经确立了“外向型城镇化”发展模式[5]。
外贸依存度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珠三角城镇化影响较显著，但影响程度各不相同（表2）。2000年以前，外贸依存度对珠三角城镇化影响的显著性和强度不断加强，外贸依存度与城镇化的系数从发展初期的0.0251增加到快速发展期的0.0361；2000年以后，外贸依存度对城镇化影响的显著性和强度逐渐下降，且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外贸依存度与城镇化显著负相关，系数从调整发展期的-0.0104下降到稳定发展期的-0.0171。
从表2城镇化4个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消费、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城镇化影响较弱。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万人拥有医生数分别仅在快速发展期和调整发展期对城镇化水平有所影响，公路密度对城镇化的影响从发展初期的0.4357下降到稳定发展期的-0.0584。珠三角的城镇化仍属数量城镇化。
早期通过乡镇企业发展推动以小城镇为主导的乡村城镇化，促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地方政府为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不断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城镇规模，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珠三角”奇迹，但造成环境污染和土地利用效率低等问题，其发展弊端逐渐凸显。因而，政府支出和环境因素仅在早期对城镇化作用较大。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目前珠三角城镇化已进入转型时期，其驱动力不断发生变化。人口、土地等要素动力与外向型动力逐渐减弱，知识、创新等动力不断增强，二产主导驱动逐渐向二产、三产共同驱动转变。未来需保持原有活力，强化现有城镇化发展模式，通过加强“动力转型”，推进城镇化“知识源导向”模式，扩大内需以及加快生态环境、生活品质、配套设施与特色文化等方面的“质量转型”和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与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制度转型”，促进珠三角向“以人为本”、“公平公正”的和谐城镇化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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